http://www.hsyj.com/hushi/ PJBlog2 2010-02-22T23:02:31+08:00 黄文治 http://www.hsyj.com/hushi/ fachun66@263.net 2010-02-22T23:02:31+08:00 2010-02-22T23:02:31+08:00

●欧阳哲生

    10月29日上午，当我正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出席会议时，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教授从合肥打来电话，告诉我唐德刚先生于26日晚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去世，闻后心头一怔。下午我赶快拟一唁电传真给唐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接着，媒体记者的电话纷至沓来，或采访，或约稿，请我谈谈对唐先生去世的感想。海外朋友亦通过电话或电邮传递消息，报告相关讯息。唐先生去世的消息迅速在网上、报上各种媒体传开。

    大概在大学时代，我已闻唐先生的大名，并拜读了他的《李宗仁回忆录》等著作。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研究胡适早期政治思想，唐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自然成了我案头的常备著作。

    与唐先生谋面迟至1991年10月在香港举办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海内外胡适研究专家会聚一堂，共同就胡适研究这一专题做一探讨。在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会议破例安排第一位发言。第一次面对名家云集的现场，心里面不免打鼓。唐先生是出席会议的海外学者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但他丝毫没有倚老卖老的架子，会上发言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令与会者忍俊不禁；会下与人交流随和，显示了一位大家的风范。

    从那以后，在有关胡适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都能看到唐先生的身影。1992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胡适学术座谈会、1993年5月在青岛举行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学术研讨会、1995年5月在上海华东师大举行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学术研讨会，唐先生从美国飞来，亲临会议，给这些会议的确增添了不少光彩。

    1996年12月中旬，唐先生访问北京期间，在北大住了一周，我特请他在北大做一讲座，这也许是他老人家在北大唯一的一次讲座。闻讯前来的师生挤满了会议室，大家争睹这位口述史学大师的风采。离京后，恰逢辞旧迎新之际，唐先生特来信致贺：

    哲生教授和夫人：

    月前在北京把贤伉俪忙坏了，心实不安，也叩感不尽……

    近日阅中文报，说山东大学已将全套《四库全书》输入电脑，如此则台湾的《廿四史》就是小巫了。兄如能查出《四库》何时发售，我也想买一套也。请查查看。这是件惊人的文化大事……

    贵系贵院诸领导和老友，敬请代为致意道谢；近史所诸老友亦烦便中致意。上次吃饭时太匆忙，找不到空座，未能陪诸老友多谈谈，心中尤不安也。匆上敬贺

    春节快乐！

    德刚　九七，一，七

    1999年5月北京大学主办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与会议筹备，自然也忘不了邀请唐先生大驾光临。那次会议，中外专家会聚燕园，研讨五四，这是一次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安排在大会最后一场发言的四位中外学者分别为王元化、唐先生、张岂之和林毓生，均为学林高手，他们将会议推向高潮。唐先生提交论文的题目是“论五四后文学转型中新诗的尝试、流变、僵化和再出发”，他的发言幽默诙谐、铿锵有力，博得了与会者热烈掌声。

    唐先生身体不佳的消息，我早已耳闻。2002年2月20日，我途经纽约时，约W君前往唐先生家看望他老人家，这是我与唐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关于此行，我的日记中有简略记载：

    下午一时多到达唐家。看得出唐先生身体虚弱，去年十一月中旬他因中风住院，几失去记忆，现在仍不能吃东西，身体颇弱，走路须借助推轮。与我两年前相见时判若两人。

    日记中所指两年前与唐先生相见，系指2000年10月我第一次赴纽约参加“华族对美国的贡献”学术研讨会，会后与唐先生会见之事。

    当时，唐先生已届80高龄，仍能自己驾车。他主动请缨带我去参观西点军校。从纽约到纽约州的西点军校，小车运行需两个半小时，我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如此长的运行，但老人家兴致很高，硬说没有问题，于是两人结伴前去。当时我感觉唐先生开车有兜风的感觉，一路健谈，毫无倦意。下午从西点军校回来后又将我送回纽约，并陪我一起与李又宁教授吃了晚饭，才偕夫人回家。其精力之旺盛，令我极为敬佩。

    从那以后，我与唐先生再未谋面。2002年圣诞节时，唐先生大病初愈，他偕夫人吴昭文寄来一新年贺信，因此信颇能见出唐氏写作风格，故照录如下：

    欧阳哲生教授和夫人：新年快乐！

    时已一载，弟卧病经年，承好友不遗在远，纷辱函电慰问，甚或驾临敝庐，并匮赐各种礼品，隆情厚谊，弟合家均叩感不尽。诚惶诚恐，愧不敢当，日月如梭，一年已逝，每念盛情，时萦魂梦。上次生病，曾住院两次，稍愈后，又去加州儿女处，作较长期休养，然终因年高体强，只能带病延年，迄今仍不能开车，不能久坐，年愈八旬，本该如此，夫复何言？然弟身体素无疾病，自觉粗健，初不意偶一发病，竟狼狈若此，实出个人意外，然病后细思，颇觉罪有应得。盖平时自信，身强力壮，起居饮食，素不谨慎，更无条理，一旦发病，认识已晚。如今自庆，未翘辫子，还能与诸兄姐，通信拜年，实为始料所不及，然亦愿以个人生病经验，为诸兄嫂报告，我国固有，与洋人新倡的，养生之道，都颇有足学者。年高老友各必注重健康，饮食起居，都应特别注意，才是长保福禄之道。我兄嫂健康极佳，令弟羡慕之极，至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期颐之祝，可预贺也，敬祝合府健康！

    圣诞快乐，新年如意！

    唐德刚　吴昭文　敬贺2002年

    PS：北京老友相遇于途，或相逢于会场，至盼代候起居。弟因疾病缠身，就无能力拜年了。兄来纽约，因病未能招待，尤感心疚，乞恕为感。

    2004年2月，我前往旧金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一学术研讨会时，给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表示问候，另给他寄了一笔稿费。同年9月前往纽约参加“哥大与中国”学术研讨会时，再次与唐先生通了一个电话。本来那次会议邀请唐先生参加，但他因病重不便外出，未能遂愿。在电话中，唐先生以嘶哑的安徽口音表示，因病不能与会同朋友们见面，甚感歉意。我感到老人家是一个仁厚长者。真是人之将老，其言也哀！

    唐先生一生治史主要有三项成就：

    一、中美关系史。他的博士论文《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二、口述历史。1957年初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部成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韦慕庭教授(Clarence M artin W ilbur)，下属工作人员为夏连荫(莲英，英文名JulieH ow)和唐先生。在中国口述历史部，唐先生先承担《胡适口述自传》(作于1957年)、《李宗仁回忆录》(作于1958年9月至1965年6月)、《顾维钧回忆录》(1960-1962年，参与其中部分工作)等人物的口述自传撰写工作。张学良晚年获自由后，重出江湖，唐先生又曾重拾这一工作，有志于作一部《张学良口述自传》，经刘绍唐先生撮合，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采访张学良，先后录下11盒录音带，惜这一工作因故中辍。如今这些著作在海峡两岸均已出版，且重印多次，在史学圈内和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反响，佳评如潮，被视为口述史学的典范。唐德刚因此得享“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的开拓人”、“口述历史大师”的盛名。除自己身体力行外，唐先生在海外还创建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会，带领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这项工作。唐先生之所以热衷这项工作，是以为这是一项抢救史料的工作。

    三、中国近代史研究。1972年唐先生从哥大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转往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其工作重心遂转向历史教学与研究。据他自述，他在纽大上过“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门课程，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三千里无所不讲、无所不通，中西历史治于一炉。1994年他从纽大退休，专事撰写《中国近代史》工作，已成《晚清七十年》(五册)、民国史第一册《袁氏当国》，这是一部极具个人风格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堪称“空前绝后”之作。民国史部分因病未能完成，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之外，唐先生还撰有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自传体回忆录《五十年代底尘埃》，胡适研究著作《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等。唐先生擅长演讲，他讲话带有浓厚的安徽老家口音，引经据典、纵横捭阖、随意所至、无所不谈、毫无拘束。

    唐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结交朋友似也是如此。与他相交，你会感到这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顽童，给人以强烈的亲和力、磁性力，毫无老气横秋之做作，难怪他颇得人缘，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有不少各界的朋友。1992年夏天他来北京开会，“失踪”两天，吴健雄特从美国打电话到北京来寻找，在朋友中被传为笑谈。

    唐先生身处异邦，却有着一颗不眠的中国心。他自述：“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正因身体历艰难而幸免于浩劫，对祖国这一迷团，终未忘情，总是对所见兴亡，有所领悟。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从早年投身撰写中国口述历史工作，为中国现代史抢救“活的历史”；到晚年撰写《晚清七十年》，以大手笔勾勒中国历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其在海外大力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发起民间对日索赔、寻访慰安妇活动，到他临终前将其藏书捐给母校安徽大学，表达对故乡的一片依恋之情，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中国情怀。

    唐先生为人处世，若如其名，德刚并侪；作文言谈，又如其人，活泼可亲。唐氏幽默系天性养成，还是后天修炼，或是受那位幽默大师林语堂的影响和私传，这是一个值得文史专家探讨的问题。像他这样既深具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又有长期西方文化熏陶的经验，在海内外史家中恐已不可复得。他遗嘱将其骨灰撒向大海，可见其心怀之宽广！一生得以结识这样一位老友，毕竟是吾辈之缘、之幸！

    2009年11月3日深夜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题签：吴瑾）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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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syj.com/hushi/default.asp?id=126 黄文治 http://www.hsyj.com/hushi/ fachun66@263.net 2010-02-22T22:49:16+08:00 2010-02-22T22:49:16+08:00

高王凌

有博友来信说，唐德刚先生去世了，不禁回忆起我们不多的几次会面。可惜的是，我们再也不能亲聆这些老朋友的教诲了。

如果你到纽约，想不认识唐德刚都难。一是因为那里的学术环境，一是唐先生的性格使然。他谈话风趣，具有一种吸引力，且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可言。有时候，离好远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不觉就走过去。我们大约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某次学术活动上认识的，当时我是路思（Luce）访问学者，他已去纽约大学教书，我也去过那里（好像是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的会议）。我仍能记得，一次在一个小馆子吃饭，遇到一个从中国来的年轻人，唐先生就热情的说，到我们那儿去读书如何？我帮你办理奖学金如何？……

1987秋天，在哥大召开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大会。我邀请了唐先生参加，他发表了演说，以“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辞原稿”为题，收入《美学与红学》在大陆发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视我们留美学子为第三大史学主流，给予很高的期望。音容笑貌，宛在目前。

近年唐德刚的不少著作在大陆出版，有的成为畅销书，脍炙人口。有的则一册难求，如《晚清七十年》等。我特别喜欢他的《战争与爱情（上）》，并屡次向学生推荐。每每读唐先生书，如见其人。

    孔夫子曾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钱穆先生说：推孔子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论语新解》）。就此而言，无论黄仁宇，还是唐德刚，都可以说配得上“君子儒”之称了。他们留下的，也不仅是“文章”，还有其“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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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syj.com/hushi/default.asp?id=125 徐超 http://www.hsyj.com/hushi/ fachun66@263.net 2010-01-12T09:38:14+08:00 2010-01-12T09:38:14+08:00

  
   孺子沿街赤足，青山为雪白头，
   金风如剪月如钩，记取秦淮别后。
   临去且行且止，回头难拾难收。
   错从苦海觅温柔，曾把鲛绡湿透。
   唐德刚，金陵怀古，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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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说，唐德刚是中国当代最活泼、深知的历史学家。
   他写的历史，可读，是好的故事，好的文学。   10月26日，唐德刚在加州的佛利蒙去世，享年89岁。骨灰洒太平洋，其全部藏书共计124箱，委托马大任捐赠家乡的安徽大学。他的好友陈宏正等将以他名设一奖学金。  
   大师远去
   目送又一位大师远去。唐德刚这位史学界的老兵已淡去多年，他在2001年中风后，就慢慢停笔了，他最后写的是段祺瑞。2008年1月，我去纽泽西看他，他直说自己「不成样」了，但他还能谈，我说我去看了郑士镕，他说郑是他中央大学的同学，得全国论文奖，后为陈仪用，甚得陈的信任，又谈他的长辈陈立夫，说陈在纽约养鸡，清早去中国城卖蛋，遇唐，说勿与外人道，可见陈的困局。唐说：「小事可见大史」。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旧学邃密，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和黄彰健等人同学；此一时期的中大历史系有“沙坪坝的黄金时代”之说，柳诒征、朱希祖、缪凤林、郭廷以、向达、沈刚伯、贺昌群、白寿彝、韩儒林等史学家皆执教于此；1948年，唐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哥大中文图书馆馆长，后到纽约市立大学任教，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
   唐派散文哙人口
   唐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与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等人多有接触，甚至成为好友。他和当时人在纽约的胡适则为忘年之交，有师生之谊，曾着《胡适口述自传》（1981）、《胡适杂忆》（1979）。
   他曾参与发起要求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运动，并在钓鱼岛事件上声讨李登辉。
   唐夫人吴昭文是中国国民党CC派元老吴开先之女。
   唐德刚治史通达，上下古今，文章诙谐幽默，文笔可谓海峡两岸第一人。夏志清誉之为“唐派散文”。在《胡适杂忆》序中说他「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我最早是83年在旧金山的研讨会听他演讲，他一口安徽乡音英文，当时我识陋，还以为他是「匪区」出来的学者。后我到纽约，与他熟起来，他那时与夏志清为红楼梦论辩，高人对骂，甚有可读。他气夏放浪形骸，有次在台湾国庆酒会门口，大声说：「唐德刚，你这个‘共产党’到这儿来干什么？」后两人言和。
   我在纽约时就说他应给张学良写传，我愿试试。
   安排见张
   最先，天纵英才，张学良有幸认识了我。我早在七零年代就在好友王一方家见过张学良。王父是立法委员王新衡，与蒋经国、张学良关系很深，他们与张群、张大千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轮流各家吃喝。早年我还把张看成叛臣贼子，对他不甚重视，后知史后才知张的重要。蒋经国逝后，我叫王一方安排我见张。张见我对他有敬意，对东北事有了解，对我甚喜。1989年，我就安排国外历史学者王冀和吴天威见他，也把相关历史图书数据交张，其中有美国加大的傅虹霖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我特别指出唐德刚作的「三位一体的张学良」甚为可读，对张评价甚高，格局也大。张学良喜听人说他是虎父无犬子。89年双十二那天，张在圆山饭店问我：「唐德刚此人如何？」我说乃一流史家。张说：「我对过去北方历史最了解，恐怕我不在这段历史就淹没了，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找个人谈下来，比如说，第一次直奉战争怎么起的，第二次又怎么起的、、。」
   到月底30号，唐德刚来，我就安排见张之事。几天后，张回说要见，但唐与「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去佛光山了，我电佛光山，刘绍唐接的电话，开口即曰：「是不是汉公有消息了？」因我已向刘绍唐提过张有意见唐之事，我说马上坐飞机回，明日即见。刘、唐乃即飞回来，1月3日就在来来饭店见，有唐、我、王一方四人。
   历史奥运
   以后就开始口述。唐说张学良为世界级人物，视此为奥运会，要写一本The book，而非a book。
   唐就在台湾半年，住在他岳父吴开先新店的房子，当时吴已重病，不久去世。
   第一次谈老帅张作霖，唐写了自传体初稿，但张学良说不要以传行，只要你问我答，以后我们就如此在王一方家谈了六、七次。
   张很想讲，除了「西安事变」那段，但这点我也问出来了。张、唐口音不同，唐又耳背，我做了个传译的角色，谈得甚好。但张此时刚放松不久，尚不知外界情形，一道无形的圈子似仍划在那里，他也没找我们谈究竟在政治、安全上要如何应付，计划要如何展开，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尚不知数，但在谈时张都是很兴致高昂的，反是王一方，有时急着出去，催着我们早点结束，他说：「来日方长，青山在。」如今想来，实在可惜，但如果没后来那些变化，此事或慢或快，是应能圆满完成的。
   痛斥上帝
   张学良常说：「上帝那有本帐。」他不愿讲出来伤人。但他其实很想讲，常欲罢不能。
   每次谈完了，张还潇洒的抛下一句：「你们要怎么写，我不管。」当然，我们也没那么笨，此事仍极保密，但安全局应知张在见唐之事，因为陪张的李震元组长应不会不知。李后来与我很好，也让我给做了口述。
   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中，张说西安事变是蒋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逼出来的。那是他在其部下王树常之子，历史教授王冀面前讲的。他主动，我们没问。后来在当年的复活节，他在王家喝了酒，在书房中大讲。说蒋介石「失败」、「无雄才」、「喜用特务」、「量窄」、「抓权不放，一句话，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评得很凶。我还去关了书房门，怕特勤组的陪同人员听见。
   最重要的是，张终于开口说，是蒋亲自答应了不剿共，他才放蒋的，我追问：「是他太太转告的，还是他亲口说的？」张说：「当然，他亲自。」「他既然这样答应了，你去吧。那蒋先生也是，当时我不说，现在我可以说，蒋先生后来也真是做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了」。
   有次在凯悦饭店吃自助餐，故录得有点吵，当时是蒋纬国说他老哥没说蒋家不接班的时候。张就说纬国不但「身世不明」，还「身世不清」啊！意指有传言纬国之母重松金子在日本同待戴传贤和蒋介石哥俩，故是谁的种也弄不清了。张说话时还用汤匙在搅咖啡，我看了忍唆不住。
   到了九零年张群为张学良做九十寿，张学良还指名要我和唐德刚参加，叫王一方把请帖给我们。1993年5月王不幸意外死后，我在他西装口袋还找到这张的条子：「给唐德刚、郭冠英、刘绍唐各一份。」
   做寿完当晚，张即请唐德刚、吴天威、王冀等与贺的教授，在富都聚餐，我们都很高兴，想：一件记史的大事终于可以完成了。
   口述抢断
   我还把那几天的报纸有关张的消息、评论、文章全剪贴了送给张，讨其欢喜，结果坏事了，后连那一份精心的剪贴簿也不知所终了。
   原来是张看了简报上「中国时报」的报导，说唐德刚在台停留半年，已在为张写传，他一看大不悦，加上据说国民党的老臣秦孝仪、张祖诒都问他：「汉公，你要写自传了啊？」张学良乃电王一方，说了他一顿，并要唐德刚写声明，没有写传这回事。
   我接一方电话也很懊恼、惶恐。我想张是太紧张了，他政治上已自由，蒋家也不在了，他要写什么谁还管的着？秦、张之语只是招呼而已，并非反对，张却过虑了。后来我把此点向陪张之李震元组长说，他也持相同看法。何况我觉得写声明此地无银三百两，没用且不智，但张究竟信我不深，此事之实情与应对他也没与我讨论，我们只得写了声明，稿还是我拟的。载于「中国时报」1990年6月12日：「顷阅友人前赠贵报六月一日『张学良口述回忆录。历史学家唐德刚洽商撰写』一则报导，不胜惶汗。亲友读报而函电询问者亦日有数起。谨不揣冒昧，略上数语，乞为披露，以明原委。德刚于本年春初由于奔岳丈吴开先先生之丧，来台暂住。开公与已故王新衡先生为挚友。而王公又系张学良将军在大陆时代之旧属、隐居台湾期间之好友，媒体所谓三张一王是也。以此关系德刚有幸得于王府几次饮宴中，拜识张学良将军伉俪。张将军为人豁达，喜谈北洋时代人物，及『老帅』张作霖等之轶事，而德刚嗜史成癖，所以相谈甚欢。唯所谈只限于『北洋时代』（19 12-1928）。『九一八』以后的历史张将军不愿谈论，而德刚只因交浅不敢问深，亦从未触及。加以张将军夫妇笃信基督，认为人生一切，均系上帝安排。国家兴亡固然匹夫有 责，而个人荣辱穷通，则藐不足道。说故事则有之，写传记则无心及之也。夫人意志且更为执着。德刚沈迷史籍，虽觉张公伉俪之联合决定甚为可惜，然长者的意 志，也非后辈所敢拂逆。谨以实况相报。尚乞垂焉。唐德刚谨上七九、六、一日台北」
   从此张就对我由信转疑，再不复往日之亲，口述也停了。
   事情是怎么漏出去的呢？杀君马者道旁儿，我以为是被刘绍唐说出去了，刘与「中国时报」副总编辑苏登基极好，我以为是苏叫记者发的消息。后来苏看到我这样写，对我解释不是他泄出去的，是记者从「中研院历史所」问来的。我想苏言是真。所以张口述的中止，是报纸抢新闻抢的。「联合报」登了我给的张吊蒋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中国时报」就不经查证刊出说张找唐做传之消息。
   好梦未圆愁夜长
   91年张去美国，丢下赵四一人在旧金山，跑去纽约他的「最爱」蒋士云（贝祖贻妻）家中住了三个月。当年生日也是由贝夫人主持。唐德刚还想再继续做口述，张却心有旁骛。有次唐开车载张与蒋四去纽泽西吃饭，那次吃饭有吴健雄、袁家骝，谈甚欢。车经哈德逊河，我说下来看看，照了几张相，后引起赵四对我及唐不满。我还不解，都这么老了，还放不开？
   赵四虽对我误会，但我认为张如此抛妻恣为不好，还仿马君武写了一首打油诗批他：
   「 溪口一别半世纪，好梦未圆愁夜长，
　　秋后蜢子心犹热，纽约新巢共黄昏。
　　平生遗憾唯蒋四，旧爱新欢本一人，
       老伴有主休回顾，更抱佳人赌几回。」
   （注：张被扣后，三月十三日贝祖诒夫妇来溪口看张。张在九○年四月赠我万公栻之诗，有「好梦未圆愁夜短」之句，说可赠给女朋友。张晚年引东北话说自己是：「秋后蜢子，蹦不了几天。」
张尝自谓：平生无遗憾，唯一爱女人」。贝夫人名蒋士云，排行第四。亦称蒋四小姐。贝夫人反对赵四限制张，在纽约常带他去大西洋城赌博。后二句仿马君武诗。）
   刘绍唐后常说是赵四看到我在纽约拍了唐、张与贝夫人在哈德逊河畔的照片，讨厌死我们两人，做传之事当然泡汤。以前我还常与刘嘻辩，我说张与贝夫人老相好，赵四又不是不知，怎会以此怪我等？现在才知刘非戏言，是张老五学森对刘绍唐和唐说的。赵四对张去会贝夫人确实痛心，甚至怪罪到家中亲戚去迎合张先生者，我与唐当难免池鱼之殃。
　再起炉灶
　贝夫人常带张去纽约上城一家叫「安蒂园」的中餐馆吃饭。张之丙，哥大的中文讲师，在那自我介绍，说哥大学生想听张言。张学良见胡适、顾维钧皆出自哥大，对哥大重视，乃去。后张之丙要为他做口述，他认为是哥大要做口述，不知道口述的祖师爷唐德刚已在为他做，竟答应张女士了。
　此消息一出，台北史界哗然。刘绍唐后来一直想挽回此事，他安排了中研院的聚餐，认为至少也应由中研院来写，又致电张，劝张仍应采前议，交唐来写，他于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写了一封信给张：
　「关于吾公回忆录与口述历史事，本有数语奉陈，因恐交浅言深，又易开罪他人，故欲言又止。但反复思之，吾公为国家之人，吾公历史为国家历史一部分，晚如不就所知掬诚以告，心实难安。
　　关于吾公口述历史事，真所谓好事多磨，据唐德刚教授言，吾公初抵纽约，彼即洽妥时间，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及过去主持口述历史之负责人（均为彼旧日同事），共同邀吾公餐叙，不料打电话至贝宅，贝夫人未询何事，即言吾公应酬太多，已至乡间暂住，竟未能直接与吾公通话。德刚兄又因一耳重听，电话中沟通颇感不便，乃不得不决定另觅机会。…
　　又此事如已经不能挽回，吾人则只有相信一切系属上帝安排，如尚可挽回，晚仍重复前函所言：『吾公为创造历史之人，而且是民国史上关键人物』，应与国家历史机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并请唐德刚兄暑假来台进行（唐已有数次访问吾公纪录），德刚兄（纽约市大退休后哥大现聘为客座教授）年逾七十，谦谦君子，彼之史学修养，文笔才华，为吾公作口述历史，实不作第二人想。」
   宁予外贼
   以后刘还与张捷迁、王铁汉研商，希劝张改变主意。有次王冀来，张问王冀：「我已答应了哥大，但又有人劝我给中研院写，一马不配双鞍，我为难，你看怎么办？」王冀说中研院可考虑。后他们张家还是自己去查证，看到张之丙女士拿到哥大口述中心的授权，认为是正牌的，乃决定由张女士写。
   张学良大概认为只有外国人会保持公正，他仍受威权恐怖之影响，其实就算交给国民党做，在九○年后的台湾也不会再改史灭史了，何况是中研院，乃就宁予外贼了。

   我后来不好讲话了，再讲张家会误会我和唐德刚是抢不成就来破坏了。事实上张家误会了。刘绍唐从未说张之丙是假冒，他及许多历史学者，只是认为由唐或中研院来做，在学术及写作水平上较好。口述史并不是录音整理，那只要个听得懂东北话的大学生就够了。口述史要查史料，要补史料，要查证，当事人的回忆并不一定人事地正确，要把电报函件等史料全找了出来，考证了各回忆口述的疑点，如「西安事变」共党代表刘鼎之口述，虽为一手，但它与当时的电报多所出入，要两者相辅才能较正确。问张学良事变前见了周恩来几次，他可能记得两次，但说什么内容，为什么见，他可能记得不明确，要找出当时的文字记录，会更可靠，再给口述者看，会激起其回忆，会做更好的补正。张学良有时逃避，会说：「尽信史不如无史。」但此说是指以前片面道听之言而言，以前文字流传不多，说的人也不多，说得也不严谨，考证精神也不够，才会以讹传讹。如果照今天严格的史学分析，还有通联纪录，一部信史还是可以大体得致的。
   成功必需在我
   后来「毅荻书斋」的成立和口述之进行，又有很多波折及争议。性格上的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实在是误己误事。来我听说张之丙姊妹与张家闹得很不愉快，我不知曲直，无从评断，只是我对张之宇所写的一大堆谈张的文章，语意暧昧艰涩难懂，甚至有很强的反共主观夹杂在内，我认为不太恰当。但这一切只是张的选择，我也无言，只有有次遇到张家之人，谈起张氏姊妹仍难掩忿忿之情。我想，我若说「成功不必在我」，未免矫情；说「幸灾乐祸」，似乎残忍。我最后还是选了残忍。
   唐德刚又说，真正把他访张之事阻断的是宋楚瑜，说是王一方问过他：「你与宋有何过节，为何他向张说反对你来访问？宋说国民党内史家济济，为何要找唐？」我听了此节甚感奇怪，因为王一方生前从未与我提此节。后我安排唐、宋一见，饭吃得很好，但未谈此事，我请人问了宋，他说他没讲，他根本不记得有此事。我想，宋应不会隐瞒什么，此事还是因张怪我没守密，对我不信任，他一疑，就退缩了。进谗的人就有了机会，以后误会愈来愈深，愈解释他愈怀疑我有鬼，甚至怀疑唐德刚也想「做他买卖」，他把唐想成西安事变时的阎锡山了，有了成见，什么事也说不通了。
   张学良说唐德刚：「把钱看得太重了」，这更是胡扯，唐要写张传，求之不得，还怕找不到金援？又不是张求唐写，唐怎会与张谈钱呢？唐只是说要照张意写一中英两文的口述，是一个大工程，要申请至少十万美金的研究费，组织一个完善的研究计划，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上已吃足了苦头，几乎把他整到栖身无所，啖饭无门的绝境，真是不堪回首。当时别说张，连我也想就听听写写哪要这么难呢？后张只要听写，唐也就做着。
   比他了解他
   唐德刚说：「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结果，传没写出，但在写的过程中，他比「他自己还了解了他」，了解了一个a person。
   唐德刚后很感慨的说，张的历史，多已公布于世，但你我讲，就算对，仍只属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可惜张胡涂，对学术市场也不懂，他本可留下本好史，名垂千古的，但由于他性格不成熟，做事冲动，把一件晚年的好事给弄坏了。
   唐又说：「我以前没见张，从历史资料来评张，见了张，对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了解了一个人性格对其行事决策的关系，以前的资料是死的，见了本人才活了起来。张是个爱国者的定论不会改变，但我对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确实要大打折扣。」
   双副双运
   张学良是一个太子豪杰，李宗仁是一个平民英雄，两个人都称副，一是副总统，一是副司令，但张学良不论是少、是副，他干的却是大事，虽然真正的硬仗，李宗仁打得多，真正的政务，李宗仁认真得多，但是李宗仁即便是干到正，他仍是蒋介石的副角，他仍未能改变蒋所画的局面；而张学良在西安未留片纸只字，甚至对放蒋条件仍讳之莫深，但人人皆知他改变了蒋的剿共大计，他扭转了乾坤。他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唐语）。
   李宗仁？没能改变历史，他只是保持了他做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而已。李宗仁死后有知，当最感快慰的即是其徒后见张学良，张说：「蒋介石就是李宗仁说的那个样子，一点不错。」
   张学良还握了拳说：「马歇尔说得对：『蒋先生就是抓权不放。』你说不干了，你还是在那干什么？李宗仁怎么做事？」
   历史决定了人
   但在九零年代，唐德刚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人也少了一本原可成为最有价值的回忆录。唐德刚是有此自信，若张学良愿合作，他可以写出一本比李传更好的传世之作的。可惜张学良本身是个没常性的人，公子哥儿的脾气不改。要他随兴吹牛可以，要他安心坐下来一天，好好交代回忆其历史较难。他理由是他想了会激动，会难过，但他又常会激动的讲，没问他也自个儿讲，张根本是个很矛盾的人。如果张被关的五十年中，有个唐德刚与他关在一起，只叫他交代北洋历史，先不提西安事变最关键的那几点，那应该写得出本好书，或张到夏威夷去了，与唐德刚做口述，唐在夏威夷住个年把一年的，也可以，但在九零年代的台湾，张新放不久，仍有疑惧，加上赵四始终消极，生怕张又从上帝那回到人间，张又静不下心，一有风吹草动，一件美事就告吹了。
   这件事，是历史决定了人，又是人决定了历史，与许多历史事件都一样。
   缺憾难补
   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大公布了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史料，其中谬误甚多，做为一个始作俑者，我并没有幸灾乐祸，只有对历史的痛心。以前常常有人问我，哥大的资料有无新东西？为了历史，我希望它有新东西；为了我的委屈，我又希望它没有新东西。现在证明，有关张学良最主要的东西，他在一九九○年已对唐德刚和我讲了。正如台湾「中国时报」驻美历史记者林博文所说的，那是对西安事变「最详尽、最切实、最坦诚」的口述。唐逝后，林博文叹说：歌大的所谓张学良口述史「不及格而又笑话百出。这种缺憾是永远无法弥补了！」其实要怪的是张学良多疑，我给他找了最好的历史主治大夫他不要，他不识货，我有何办法？
   三分胡说，七分唐着
   青年唐德刚在他留学初期，曾发表过不少描摹世态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如《我的女上司》、《学跳舞》、《求婚》等，可大致归为“一个东方留学生眼里的美国”。于今读来，仍情趣盎然，饶有兴味。尤其《梅兰芳传稿》，50年后的今天仍被认为是传记文学的典范。即使他后来所作的口述历史，也往往个性昭彰，文采蜚然。在历史名人面前，他很明确自己并非吹鼓手或录音机，而是以史学工作为主体的历史研究，乃至有人戏言唐的《胡适口述自传》是“三分胡说，七分唐着。”
   唐德刚早期作品中常流露出一种失落感，流浪的心情，在《五十年代的尘埃》中，他说：「写了就是写了，最多只可说是一个流浪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而已。偶逢岁暮周末，孤灯默坐，拿起笔来，东写写，西写写，也可聊遣长夜；甚或享受点他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的乐趣。
」
   林博文说：与唐德刚同时代的老留学生，一个个走了，周策纵、黄仁宇、刘广京、吴讷孙和徐中约等学者都已驾鹤西去，比唐氏小一岁和他打过《红楼梦》笔战的夏志清，亦已垂垂老去。从1945抗战胜利到1949大陆变色，大批一流人才出国留学，这批留学生在每个专业都有建树。过去有一段时间，美国学界曾流行一句话，凡是好大学一定有中国教授，这批中国教授以四○年代中期和末期出国的留学生为主。当年老留学生的中英文程度好，知识和常识亦丰富。作家老若说：与唐相似的还有钱钟书，他们都是文字练达，修养深厚；都有海外治学的经历，见多识广；其创作也都集中于上世纪40、50年代，信手拈来，便成大作，此类文史大家，如鲁迅，如木心。再现乏人，只因为那个养育他们的时代已不可复制矣。
   笑语灯前老少儒
   1999年我给唐德刚信说：「奥运虽未成功，能与您共跑一趟，对我这小选手也算受益匪浅，『笑语灯前老少儒』，您的学问与人格值得我的尊敬。我若有时间，写下争取办奥运的经过，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份纪录」。后接唐信，有这话：「曾从认识彼得（注：Peter，张英文名）开始，无一而非缘分也。彼得改写了中华史和世界史，然俱往矣，皮肉犹存，历史已交代矣。」（唐致张学良诗：「笑语灯前老少儒，岂因褒贬别亲疏；且编旧事成新史，唯一心情愿读书。」唐老我少。）
   我还是有憾，史虽存，存得更有系统，更全面，更可读，不是更好吗？但也许，我遇到的这一切曲折，正就是史，史正是以其固有的行事风格叫我们去了解真正的张学良，了解他为什么会不甘愿的接下东北军这个包袱，又不甘愿的去剿共，最后不甘愿的把蒋介石抓了起来，一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少年登科，大不幸也。」张学良后来一切作为，就是为了抗日，但蒋剥夺了他这个机会，这是对他的最大惩罚呢？还是保护了他呢？若张真能率部抗日，他是血洒沙场呢？还是又想摆脱此一包袱呢？历史没给我们答案，蒋介石没给我们答案。反正，有人抗日了，蒋也坚持到最后，这点，蒋在历史上是被肯定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给了蒋许多机会，至少，抗日团结这一机会蒋是把握到了。他俩在这一点上可谓相互成全。
   历史三峡
   张学良曾说：「平生无遗憾，唯一爱女人。」结果正是这种性格，给国、给史带来了不少遗憾，但这或也是历史的必然。就如礼失求诸野，许多中国的史家反成就于美国，如哈佛大学的杨联升，纽约州立大学的黄仁宇，普林斯顿的余英时，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唐德刚，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等等。正因为他们在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有着国际化的视野，才多有建树且卓而不群。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的蓝本就是他授课的讲稿，书中充满自成一家的气魄。其中最有名的“转型论”、“历史三峡说”，立足于他系统的历史观，立论扎实且震聋发聩。唐德刚说：「十年一变，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大致已变了十五六次了。如无意外发生，中国再变三两次，大致就可以变出个「定型」来、、、。通过目前这一惊涛骇浪的「历史三峡」之后，再向前走，自然会风平浪静！其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整个中国现代史，就可以慢慢的流向另一个「历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个人对今后中国的历史发展，是甚为乐观的。」
   数尽千帆，传世诗篇。
   大江东去，一百六十九年，站在三峡顶，唐德刚不但数尽千帆，也吟出了传世的动人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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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的历史，可读，是好的故事，好的文学。
10月26日，唐德刚在加州佛利蒙辞世，享年89岁，骨灰撒太平洋。其全部藏书共计124箱，委托马大任捐赠家乡的安徽大学。他的好友陈宏正等人将以他名设立一奖学金。

　孺子沿街赤足，青山为雪白头，金风如剪月如钩，记取秦淮别后。
临去且行且止，回头难拾难收。错从苦海觅温柔，曾把鲛绡湿透。

　　——唐德刚《金陵怀古》（1956）

十多岁即圈点过《资治通鉴》

唐德刚，这位史学界的“老兵”已淡去多年，他在2001年中风后，就慢慢停笔了，他最后写的是段祺瑞。
2008年1月，我去新泽西看他，他直说自己“不成样”了，但他还能谈。我说我去看了郑士镕，他说郑是他中央大学的同学，得全“国”论文奖，后为陈仪用，甚得陈的信任。
唐又谈他的长辈陈立夫，说陈在纽约养鸡，清早去中国城卖蛋，遇唐，说勿与外人道，可见陈的困局。

唐说：“小事可见大史”。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市，旧学邃密，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
1939年，他入当时的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和黄彰健等人同学。此一时期的中大历史系有“沙坪坝的黄金时代”之说，柳诒征、朱希祖、缪凤林、郭廷以、向达、沈刚伯、贺昌群、白寿彝、韩儒林等史学家皆执教于此。　1948年，唐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哥大中文图书馆馆长，后到纽约市立大学任教，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

　　唐派散文脍炙人口
唐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与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等人多有接触，甚至成为好友。他和当时人在纽约的胡适则为忘年之交，有师生之谊，曾著《胡适口述自传》（1981）、《胡适杂忆》（1979）。
他曾参与发起要求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运动，并在钓鱼岛事件上声讨李登辉。
唐夫人吴昭文是中国国民党CC派（即国民党央的“中央俱乐部”）元老吴开先之女。
　唐德刚治史通达，上下古今，文章诙谐幽默，文笔可谓海峡两岸第一人。
夏志清（中国文学评论家）誉之为“唐派散文”。在《胡适杂忆》序中说他“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唐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我最早是1983年在旧金山的研讨会听唐德刚演讲，他一口安徽乡音英文，当时我识陋，还以为他是“匪区”出来的学者。后我到纽约，与他熟起来，他那时与夏志清为红楼梦论辩，高人对骂，甚有可读。

　　记录张学良口中的历史

　我在纽约时就说他应给张学良写传。

最先，天纵英才，张学良有幸认识了我。我早在1970年代就在好友王一方家见过张学良。王父是立法委员王新衡，与蒋经国、张学良关系很深，他们与张群（蒋介石的终身幕僚）、张大千（国画大师）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轮流各家吃喝。
早年我还把张学良看成叛臣贼子，对他不甚重视，后知史后才知张学良的重要。蒋经国逝世后，我叫王一方安排我见张学良。张见我对他有敬意，对东北事有了解，对我甚喜。1989年，我就安排外籍历史学者王冀和吴天威见他，也把相关历史图书资料交给张学良，其中有美国的傅虹霖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我特别指出唐德刚作的《三位一体的张学良》甚为可读，对张评价甚高，格局也大。
张学良喜听人说他是“虎父无犬子”。1989年“双十二”（即西安事变纪念日）那天，张在圆山饭店问我：“唐德刚此人如何 ”我说乃一流史家。张说：“我对过去北方历史最了解，恐怕我不在，这段历史就淹没了，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找个人谈下来，比如说，第一次直奉战争怎么起的，第二次又怎么起的……”
到月底30日，唐德刚来，我就安排见张之事。几天后，张回说要见，但唐与“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去佛光山了，我电佛光山，刘绍唐接的电话，开口即曰：“是不是汉公有消息了 ”因我已向刘绍唐提过张有意见唐之事，我说马上坐飞机回，明日即见。刘、唐乃即飞回来，1月3日就在来来饭店见，有唐、我、王一方四人。
　唐说张学良为世界级人物，视此为奥运会，要写一本“The book”，而非“a book”。
唐就在台湾半年，住在他岳父吴开先新店的房子，当时吴已重病，不久去世。
第一次谈老帅张作霖，唐写了自传体初稿，但张学良说不要以传行，只要你问我答，以后我们就如此在王一方家谈了六七次。张很想讲，除了“西安事变”那段，但这点我也问出来了。张、唐口音不同，唐又耳背，我做了个传译的角色，谈得甚好。但张此时刚放松不久，尚不知外界情形，一道无形的圈子似仍划在那里，他也没找我们谈究竟在政治、安全上要如何应付，计划要如何展开，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尚不知数，但在谈时张都兴致高昂，反是王一方，有时急着出去，催着我们早点结束，他说：“来日方长，青山在。”如今想来，实在可惜，但如果没后来那些变化，此事或慢或快，是应能圆满完成的。
张学良常说：“上帝那有本账。”他不愿讲出来伤人。但他其实很想讲，常欲罢不能。
每次谈完了，张还潇洒地抛下一句：“你们要怎么写，我不管。”当然，我们也没那么笨，此事仍极保密，但安全局应知张在见唐之事，因为陪张的李震元组长（张学良随护）应不会不知。李后来与我很好，也让我给做了口述。
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次是1989年中，张说西安事变是蒋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逼出来的。那是他在其部下王树常之子、历史学教授王冀面前讲的。他主动，我们没问。后来在当年的复活节，他在王家喝了酒，在书房中大讲。说蒋介石“失败”、“无雄才”、“喜用特务”、“量窄”、“抓权不放，一句话，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评得很凶。我还去关了书房门，怕特勤组的陪同人员听见。
最重要的是，张终于开口说，是蒋亲自答应了不剿共，他才放蒋的，我追问：“是他太太转告的，还是他亲口说的 ”张说：“当然，他亲自。”“他既然这样答应了，你去吧。那蒋先生也是，当时我不说，现在我可以说，蒋先生后来也真是做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了。”
有次在凯悦饭店吃自助餐，故录得有点吵，当时是蒋纬国说他老哥没说蒋家不接班的时候。张就说蒋纬国不但“身世不明”，还“身世不清”啊！意指有传言蒋纬国之母重松金子在日本同待戴传贤（戴季陶）和蒋介石哥俩，故是谁的种也弄不清了。张说话时还用汤匙在搅咖啡，我看了忍俊不禁。
　  到了1990年，张群为张学良做九十大寿，张学良还指名要我和唐德刚参加，叫王一方把请帖给我们。1993年5月王不幸意外去世后，我在他西装口袋还找到这张的条子：“给唐德刚、郭冠英、刘绍唐各一份。”
做寿完当晚，张即请唐德刚、吴天威、王冀等与贺的教授，在富都聚餐，我们都很高兴，想着一件记史的大事终于可以完成了。
我还把那几天的报纸有关张的消息、评论、文章全剪贴了送给张，讨其欢喜，结果坏事了，后连那一份精心的剪贴簿也不知所终了。
原来是张学良看到了简报上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说唐德刚在台停留半年，已在为张写传，他一看大不悦，加上据说国民党的老臣秦孝仪、张祖诒都问他：“汉公，你要写自传了啊 ”张学良乃电王一方，说了他一顿，并要唐德刚写声明，没有写传这回事。
我接王一方的电话也很懊恼、惶恐。我想张学良是太紧张了，他政治上已自由，蒋家也不在了，他要写什么谁还管得着 秦孝仪、张祖诒之语只是招呼而已，并非反对，张学良却过虑了。
比他了解他
　　唐德刚说：“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结果，传没写出，但在写的过程中，他比“他自己还了解了他”，了解了一个“a person”。唐德刚很感慨地说，张的历史，多已公布于世，但你我讲，就算对，仍只属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可惜张糊涂，对学术市场也不懂，他本可留下一本好史，名垂千古的，但由于他性格不成熟，做事冲动，把一件晚年的好事给弄坏了。唐又说：“我以前没见张，从历史资料来评张，见了张，对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了解了一个人的性格对其行事决策的关系，以前的资料是死的，见了本人才活了起来。张是个爱国者的定论不会改变，但我对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确实要大打折扣。”
　　双副双运
　　张学良是一个太子豪杰，李宗仁是一个平民英雄，两个人都称副，一是副司令，一是副总统，但张学良不论是少、是副，他干的却是大事，虽然真正的硬仗，李宗仁打得多，真正的政务，李宗仁认真得多，但是李宗仁即便是干到正，他仍是蒋介石的副角，他仍未能改变蒋所设计的局面；而张学良在西安未留片纸只字，甚至对放蒋条件仍讳之莫深，但人人皆知他改变了蒋的剿共大计，他扭转了乾坤。他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唐语）。
　　李宗仁没能改变历史，他只是保持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而已。李宗仁死后有知，当最感快慰的即是其徒后见张学良，张说：“蒋介石就是李宗仁说的那个样子，一点不错。”
　　张学良还握了拳说：“马歇尔说得对：‘蒋先生就是抓权不放。’你说不干了，你还是在那干什么？李宗仁怎么做事？”
　　历史决定了人
　　但在1990年代，唐德刚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人也少了一本原可成为最有价值的回忆录。唐德刚是有此自信，若张学良愿合作，他可以写出一本很好的传世之作。可惜张学良本身是个没常性的人，公子哥儿的脾气不改。要他随兴吹牛可以，要他安心坐下来一天，好好交代回忆其历史较难。他的理由是他想了会激动，会难过，但他又常会激动地讲，没问他也自个儿讲，张根本是个很矛盾的人。
　　如果张被关的50年中，有个唐德刚与他关在一起，只叫他交代北洋历史，先不提“西安事变”最关键的那几点，那应该写得出本好书，或张到夏威夷去了，与唐德刚做口述，唐在夏威夷住个年把一年的，也可以，但在1990年代的台湾，张新放不久，仍有疑惧，加上赵四小姐始终消极，生怕张又从上帝那回到人间，张又静不下心，一有风吹草动，一件美事就告吹了。
　　这件事，是历史决定了人，又是人决定了历史，与许多历史事件都一样。
　　缺憾难补
　　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大公布了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史料，其中谬误甚多，作为一个始作俑者，我并没有幸灾乐祸，只有对历史的痛心。以前常常有人问我，哥大的资料有无新东西？为了历史，我希望它有新东西；为了我的委屈，我又希望它没有新东西。现在证明，有关张学良最主要的东西，他在1990年已对唐德刚和我讲了。
　　正如台湾《中国时报》驻美历史记者林博文所说，那是对“西安事变”“最详尽、最切实、最坦诚”的口述。唐逝后，林博文叹说：哥大的所谓张学良口述史“不及格而又笑话百出。这种缺憾是永远无法弥补了！”
　　其实要怪的是张学良多疑，我给他找了最好的历史主治大夫他不要，他不识货，我有何办法？
　　三分胡说，七分唐著
　　青年唐德刚在他留学初期，曾发表过不少描摹世态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如《我的女上司》、《学跳舞》、《求婚》等，可大致归为“一个东方留学生眼里的美国”。于今读来，仍情趣盎然，饶有兴味。尤其《梅兰芳传稿》，50年后的今天仍被认为是传记文学的典范。即使他后来所作的口述历史，也往往个性昭彰，文采斐然。在历史名人面前，他很明确自己并非吹鼓手或答录机，而是以史学工作为主体的历史研究，乃至有人戏言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是“三分胡说，七分唐著。”
　　唐德刚早期作品中常流露出一种失落感，流浪的心情，在《五十年代的尘埃》中，他说：“写了就是写了，最多只可说是一个流浪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而已。偶逢岁暮周末，孤灯默坐，拿起笔来，东写写，西写写，也可聊遣长夜；甚或享受点他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的乐趣。”
　　林博文说：与唐德刚同时代的老留学生，一个个走了，周策纵、黄仁宇、刘广京、吴讷孙和徐中约等学者都已驾鹤西去，比唐氏小一岁和他打过《红楼梦》笔战的夏志清，亦已垂垂老去。从1945抗战胜利到1949中共主政大陆，大批一流人才到海外留学，这批留学生在每个专业都有建树。过去有一段时间，美国学界曾流行一句话，凡是好大学一定有中国教授，这批中国教授以1940年代中期和末期出国的留学生为主。当年老留学生的中英文程度好，知识和常识亦丰富。
　　作家老若说：与唐德刚相似的还有钱钟书，他们都是文字练达，修养深厚；都有海外治学的经历，见多识广；其创作也都集中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信手拈来，便成大作，此类文史大家，如鲁迅，如木心。再现乏人，只因为那个养育他们的时代已不可复制矣。
　　笑语灯前老少儒
　　1999年我给唐德刚写信说：“奥运虽未成功，能与您共跑一趟，对我这小选手也算受益匪浅，‘笑语灯前老少儒’，您的学问与人格值得我的尊敬。我若有时间，写下争取办奥运的经过，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份记录”。
　　后接唐信，有这话：“曾从认识彼得（注：Peter，张学良的英文名）开始，无一而非缘分也。彼得改写了中华史和世界史，然俱往矣，皮肉犹存，历史已交代矣。”
　　我还是有憾，史虽存，存得更有系统、更全面、更可读，不是更好吗？也许，我遇到的这一切曲折，正就是史，史正是以其固有的行事风格叫我们去了解真正的张学良，了解他为什么会不甘愿地接下东北军这个包袱，又不甘愿地去剿共，最后不甘愿地把蒋介石抓了起来，一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少年登科，大不幸也。”张学良后来的一切作为，就是为了抗日，但蒋剥夺了他这个机会，这是对他的最大惩罚呢，还是保护了他呢？若张真能率部抗日，他是血洒沙场呢，还是又想摆脱此一包袱呢？历史没给我们答案，蒋介石没给我们答案。反正，有人抗日了，蒋也坚持到最后，这点，蒋在历史上是被肯定的。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给了蒋许多机会，至少，抗日团结这一机会蒋是把握到了。他俩在这一点上可谓相互成全。
　　历史三峡
　　张学良曾说：“平生无遗憾，唯一爱女人。”结果正是这种性格，给国、给史带来了不少遗憾，但这或也是历史的必然。就如礼失求诸野，许多中国的史家反成就于美国。如哈佛大学的杨联升，纽约州立大学的黄仁宇，普林斯顿的余英时，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唐德刚，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等等。正因为他们在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有着国际化的视野，才多有建树且卓尔不群。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的蓝本就是他授课的讲稿，书中充满自成一家的气魄。其中最有名的“转型论”、“历史三峡说”，立足于他系统的历史观，立论扎实且震聋发聩。
　　唐德刚说：十年一变，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大致已变了十五六次了。如无意外发生，中国再变三两次，大致就可以变出个“定型”来……通过目前这一惊涛骇浪的“历史三峡”之后，再向前走，自然会风平浪静！其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整个中国现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个“历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个人对今后中国的历史发展，是甚为乐观的。
　　大江东去，站在三峡之顶，唐德刚不但数尽千帆，也吟出了传世的动人诗篇。（全文完）
　　本文作者郭冠英，1949年生，祖籍贵州清镇，生长于台湾新竹空军眷村，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曾任台湾中国电视公司新闻部编译、制作人、《联合报》专栏组记者，后供职于台湾行政院新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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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是华人历史学家中难得的聪明人。依据谁钱多跟谁走的报酬法则，大多数聪明人都去金融界祸国殃民了，留在学术圈的聪明人特别少，历史研究又是一门要下苦功夫笨功夫的学问，尤其养不住聪明人。有一个唐德刚，已属幸事。

搞历史讲究知人论世。唐德刚胜在知人，他看人看得准，看得深，能揆情度理，不人云亦云。他的历史人物研究，资料详备，下笔活泼，有体谅，知分寸，顾及人性的复杂，臧否得宜。当年红极一时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以重写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等人而一新观众耳目，其实这部戏不同凡响之处全部得自唐德刚鉴人的史识，只是编导未做任何鸣谢，想来也没有发给唐德刚一分钱稿费。

唐德刚历史人物研究的最后一门功课大概就是张学良。遗憾的是，因为张唐的合作中断、张学良谢世以及唐德刚老病侵寻，这门功课势难完成。现在能够读到的，就是“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台湾远流今年3月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相比较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的简体字版，远流版多收了一篇郭冠英的长序。

郭冠英参与了当初张唐合作张学良口述历史计划。他的长序《笑语灯前老少儒》记录他们的合作始末，更重要的是，记录了唐德刚对张学良的看法——准确地说，是看法的转变。

张唐未谈合作之前，张学良是唐德刚眼里的传奇英雄。西安事变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加上以后五十年幽禁的遭遇，谁都会以为这位策划历史转折的主角，一定是位坚忍沉着、谋定后动、胸有城府、算无遗策的军人政治家。但张唐交道以后，唐德刚的观感大变。郭冠英引唐德刚的话说:“张是个爱国者的定论不会改变，但我对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确实要大打折扣。”

用郭冠英的说法，张学良是个“太子豪杰”。太子豪杰性格不成熟，做事冲动，任性而为，不计后果，刚愎自用。张学良说，他一辈子未曾有过“上司”。张作霖是他的父亲，与上司不同。“蒋不是您的上司吗？”唐德刚问。“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张学良说着哈哈大笑。张学良西安抓蒋时，于学忠问他，抓蒋容易，以后怎样放他呢？张说，现在不能考虑那么多，先抓起来再说。

历史有时候真的没有想象复杂，没有那么多的权谋阴招，就是太子爷的脾气来了，文学家们爱说的“历史长河”便折向而行。唐德刚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是Nothing。”不过西安事变太大了，大到无论是谁，都不能轻忽张学良，都无法否认他重要的历史地位，不管他发动事变的由来出自深谋远虑还是冲冠一怒。历史上的大人物，并非都有伟大的人格和能力，有时候要靠伟大的福气。郭冠英说，蒋介石丧失天下成全了张学良的英名；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成功造就了张学良的传奇。而他又长命，使这项传奇跨越了一个世纪。

张学良做口述历史时，已寿登遐龄，仍不失太子豪杰的本色，张狂自喜，并不把自己看成历史巨人。他纵论一生经历，口无遮拦，常有惊人之语。

他说他父亲张作霖有雄才无大略，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一个是才大志小，一个是志大才小。他比较蒋家父子:蒋介石是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是把奴才当人才用。

他总结自己，先写了一副对联: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最后又说:平生无遗憾，唯一好女人。他自作打油诗: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

读这部原话照录没有修删的口述史，真的感到张学良一生的兴趣全在女色。不仅有专门的段落聊他和女人的交往，就是聊其他话题，他也会不由自主又转向女人。他聊打仗、聊政治、聊同时代的风云人物，激发不了他的哲学性感慨。只有聊到女人，他才会荡开一笔，引出一些抽象的思绪。他十几岁时认识一个人，姓舒，有两个太太，是一对姐妹。这对姐妹花当着丈夫的面随便勾搭男人，丈夫也不管。别人都叫他舒“支个”(乌龟)。后来丈夫生病死了，两个太太都跟着自杀殉节。张学良一百岁了还没想明白这件事:“你说这是什么道理？所以这人呐，有些事情，你不知道这个底细，你没法子揣测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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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时间：2009-11-16 06:54:44　中华读书报 2009年10月29日晚，中央台新闻播出了唐德刚先生病逝的消息，算是证实了
上午的传闻。想到应该和唐太太吴昭文女士通个电话，越洋电话打到美国的住所，无人接听。

　　唐先生晚年，和大陆的沟通不算多，而他的研究建树，又基本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算是在大陆与晚年唐德刚有过交往的人之一，觉得有义务记录下一些片断，便于为研究唐德刚先生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我与唐先生交往的始终，都是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该书于2007年7月出版，署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我是策划。说老实话，这是一部本来没有的书，整个运作过程整整历经5年。

　　2002年6月，我就职于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每期必看的《环球时报》上读到一篇对唐德刚的专访《我帮张学良写回忆录》，意识到唐德刚手中应该存有当年的采访录音，尽管其实际内容仅仅是当年计划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历史价值仍然十分珍贵，值得考虑成书出版。

　　不久，经朋友介绍，顺利地联系上了唐先生。

　　唐先生的听力非常差，身边的人也要大声讲话才行，所以仅仅和唐先生通了很少的话，往来沟通基本都是和唐太太进行的，以后多年都是这样。他们也不会使用电子邮件，沟通方式就是传统的电话和信件。记忆中唐先生的声音有些沙哑，中气不是很足。

　　事情的开始并不顺利，唐太太介绍说，录音带一共是11盘，早前被一个叫王书君的借走，说是研究用，但后来他加了很多内容拿去出版了，事先没有征得唐德刚的同意。

　　电话里似乎感受到我的踌躇，唐太太说，就是这个情况，德刚也很无奈，王书君对外说自己是德刚的学生，实际是很多年前德刚到山东讲学，他听过德刚的讲座。后来他到了美国，又到家里来拜访。那本书出版后，给过我们很少一点钱。现在录音带已经不是新鲜的了，还要不要出版，你再考虑。我立即说，要还是要，唐先生采访的内容，出版后应该保持原貌，署名也应该是唐先生，即使全部内容都被那本书采用了，恢复其本来面貌后出版，还是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大约隔了一天，唐太太来电话说，你的出版思路，德刚同意了。但是他说，当年采访时，还有一位在台湾的郭冠英也参与了，现在要拿出来出版，也要征求一下郭冠英的意见，所以你还要等等消息。

　　不久，唐太太通知我，郭先生没有意见，德刚也同意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

　　几次沟通下来，觉得老先生做事情，一副有板有眼的老派作风，让人心里踏实。

　　唐太太提到的那部书叫《张学良世纪传奇》，我买了一套，署名是“王书君著、访录者唐德刚”，全书将近90万字，分上下两册。估算起来，去掉录音带的内容不算，王书君应著作了80万字。后来听说有一位叫张永滨的哈尔滨作家，起诉王书君的这部书抄袭其作品，官司打了好几年，今年从网上看到报道说，张永滨胜诉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很快，仰慕中的录音带邮寄到了沈阳，邮包里还附了一些唐德刚先生与张学良交往的照片、信件等相关资料。

　　11盘录音带，有的录满了，有的只录有一半，听上去，多数都是在餐桌上进行的，每一段谈话，都是随兴而发，有时说了几分钟，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彼此全无联系，但越是这样，其实内容也就越丰富，尤其张学良的口音，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有时候讲出来的地方土话，唐德刚也听不懂。有的段落似乎在座的人还不少，于是有的时候就听得很郁闷，因为大家都在说话，听不清楚张学良在说什么。

　　对这本书的编辑思路也基本形成了，书名确定为《张学良口述历史》，全书内容严格依照录音内容，在保持张学良口述的风格基础上，略微顺通字句，原则上不改动一个字。但是对于是否在书中保留唐德刚的话，我拿不定主意，既要保持口述原貌又要保证阅读流畅，实在是需要拿捏一番。

　　我把11盘录音带分别交给了出版社的陈吉秀和正在实习的南开大学研究生付娇，嘱咐她们，严格按照录音带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听写，实在听不清楚的就算了，听不大懂的地方可以空出来。两个女孩子开始了为时一个月的记录整理。陈吉秀后来去了新星出版社，付娇研究生毕业后到了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时碰巧发生了一段有趣的事情。

　　原来的计划要赶在2003年1月的北京订货会上市，当然时间上比较紧张，不过只要努力还是可以实现的。

　　有一天我与《文汇读书周报》的记者彭仑聊起下一阶段的选题，无意中说到了这本书，并介绍了有关《张学良世纪传奇》的实际情况。彭仑的职业感很强，当时就提出希望就此采访唐德刚，我说要先询问唐太太意见。

　　唐太太的态度有一些犹豫，说这个事情我们确实很生气，不过这样报道出去似乎也让王书君太难堪，最后说我和德刚商量一下吧。商量的结果，同意接受彭仑采访。对两本内容几乎一样的图书，一个称为访录者唐德刚，一个署名是作者唐德刚，也确实需要跟读者交代一下。

　　彭仑的文章很快见报了，他不仅采访了唐德刚，并且采访了几位研究张学良的权威专家，发表出来的题目是《披露真相：〈张学良世纪传奇〉果然传奇》，主要披露了该书引用的录音内容并未得到授权，也刊登了专家们对该书其他内容的诸多错误，发表的评介。彭文很快被其他媒体转载。

　　结果掀起一场波澜，彭仑来电话说，据说在美国的王书君闻听后立即表示要起诉他。他说起诉我不怕，你的书要抓紧出来，这个才是最大的事实。

　　再后来看到山东的媒体报道，王书君表示唐德刚先生给了他书面说明，证明他是得到授权的。我那时候经常与唐家联系，没听到过他们提起有这么一个书面说明，后来也未见到王书君公开这份书面授权。

　　以上记述，并非有意让王书君先生尴尬，仅是如实记录当时的实际状况。

　　录音带的整理记录很顺利，我依旧没有想好到底是否在书中保留唐德刚的对话，唐先生授权我全权处理文体。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源自张学良本人亲历材料的最高终结。再过100年，可能依旧是后世学者要遵循的史料，处理得不好，就会大打折扣，对不起张学良、也对不起唐先生，更对不起读者。

　　然而噩耗在这时突然传来，唐太太来电说，德刚给你写的序言就要写好了，是写在电脑里的，但是他不小心碰到了一个键，全都没有了。听完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考虑到他们的年纪可能对电脑不是很熟悉，就抱一线希望说，是不是请人帮忙看看可否有办法恢复过来。唐太太说，办法都想过了，就是没有了。我打电话过来，就是要告诉你，恐怕要等一段时间了，现在德刚很懊丧。

　　放下电话，有点哭笑不得。眼看一切顺利，书却出版不了了，就是为这么一个原因。缺少了这篇序言，这本书只能算有一半，但是写作的人都知道，一篇得意的文章突然丢了，没有几个月，是恢复不过来气息重新提笔的。

　　看来出版时间要推迟了，想到对彭仑的承诺，不知道回头该怎么跟他解释。

　　这时录音带全都整理完毕，统计一下，大约10万字左右，内容很丰富，有一些是首次披露的，很珍贵，但不知为何王书君并没有录到他的书里。

　　既然不知道唐先生何时会再有兴致重写序言，我也索性不着急，把这些资料沉淀一下也好。除了我那个一直没有想好该怎样处理的问题以外，这10万文字，如何让它们文通句顺，还要保持张学良口述的风格，尽量不改动他的语言，让编辑加工痕迹消于无形，实在很考验后期编辑能力，所以，放一下也没有坏处。

　　想不到的是，这一放就是4年。

　　先是2003年伊始出版社全力营销郭敬明，中间还遭遇SARS危机，从年初奔跑到年底，郭敬明已经从一名优秀的青春文学作家成为如日中天的畅销书作家。2004年春天，我离开了沈阳，先到苏州，再到北京，工作方向始终在发行岗位，指标抗在身上，再无余力操作这本书。然而无论走到哪，这10万字的打印稿和有电子版的U盘，始终都放在行李箱里，这是我的一份心愿，也是对人家的一份承诺。

　　工作的变化不方便讲给唐先生，也因为没有进一步的计划，这期间，也就很少与唐先生联系。

　　在北京，偶然结识了做民营出版的尚红科先生，他经营的汉唐阳光公司出版过《帝国政界往事》、《花间一壶酒》等好书，作为同龄人，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社会经历让我们一见如故。

　　一次闲谈，我提到了唐先生的这个选题，老尚两眼立即大放异彩，当时就说这个选题我要了。

　　就这么句话，几年放不下的心思又萌动起来，把纸张已经泛黄的稿件再摆到桌前时，当初的困惑忽然明朗起来，作为唐德刚的最新作品，很可能也是最后一部专著，全书保持张学良的独立口述，字里行间其实已经体现出了唐德刚的智慧，他的那些提问语言，完全不必再呈现其中了。

　　时隔数年，唐太太还是很快听出了我的声音，我很尴尬地向她解释这几年由于工作变动耽搁了进展，但是书稿一直带在身上。唐太太并没有怪罪，仔细询问具体出版安排后，说还要询问德刚的意见。

　　又经过几次沟通，开始签订合同，我和老尚商量，老派的人，都喜欢喝茶，邮寄合同时，别忘了买点绿茶一起寄过去。不多日子，老尚说，唐太太给他打电话，说怎么知道他们喜欢喝绿茶，言谈间很高兴。

　　过了几天，唐太太说，合同签好了，但是德刚的意思，还应该征询一下郭冠英的意见，过去征询过，但那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旧事重提，还是要询问一下好。另外，德刚跟台湾的远流也有协议，德刚全部作品的出版都是由远流授权，所以也要征求王荣文的意见。

　　我说郭冠英之前就同意过，应该问题不大。我和王荣文也是相识，这本书本来是没有的，应该不在限制范围，这次我弄出来，将来可以给他现成的文本拿到台湾去出。

　　接下来是几天的等待，空闲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点懊丧，放了好几年，一切关系都要从头理顺，只怪自己做事拖沓。

　　好消息很快来临，郭冠英和王荣文都没有意见，唐先生也开始动笔写新的序言了。

　　老尚说，这回就看你的了，10万字的文稿，拜托一定理顺好。

　　文稿的整理并不辛苦，但是很细碎，时常间断的、跳跃的谈话，要一点点依据时间顺序拼接，还要不时地重新组织张的语言，还要把编辑过程做得了无痕迹，有时候一个字词，就要拿捏半天。好在我是东北人，也算是学历史出身，对这段历史脉络并不陌生，也幸亏我是东北人，对张学良的满口土话都听得清楚明白，有些语言，不是东北人确实不知道其真实含义的，现在回头想，也说不上来具体是哪一句，但是又似乎充满在字里行间。

　　从我抚顺乡下老家步行半小时就是大伙房水库，登上铁背山远望，就可隐约见到湖水对面的元帅陵，那就是当年张作霖未完工的墓地；工作后我又定居在沈阳，由于特殊的缘故，经常出入张氏帅府。如今，又是耳听少帅的叙述，为其编辑这部迄今为止最为可信的回忆录。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细想起来，却又是天作的缘分。

　　接受采访时的张学良，应该有90岁，说话中气十足，若不听其内容，仅听他讲话，和东北那些聚在树下打扑克、下棋的老爷子没有两样，或者干脆就是被一群人围着天天在那吹牛的。

　　我给老尚建议，可以考虑摘取一部分出来，做成光盘附在书里，张学良这个名字全国人民都知道，但是真听过张学良畅谈的没几个人，尽管电视台播出过，也不过是很有限的片断，这部分声音材料不用上，可惜了。

　　老尚听完，说这个主意挺好，这个事就交给你了，你最合适。

　　稿件全部整理完毕，老尚说，还需要做一些注释，读者阅读会比较方便。我说那就请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的人来做吧，他们比较权威，便邀请了该馆的张侃侃作了部分的注释和最后审读。

　　唐先生的序言，没有传来像上次那样的噩耗，顺利快递出来了。打开邮包，见到的是一篇洋洋万字的文章，以86岁的年纪，就是一个个敲出来这些字，也是件不容易的体力活，难怪老先生的作品，华人世界争相阅读，也难怪有些学者著作等身，但是心比谁都虚。

　　再细看文字，居然有了惊天发现，原来唐德刚在序言里披露，当年去台湾为张学良作口述历史，后来突然中断确实是受到外力的干扰。但新获自由后张学良初到美国，唐德刚又再次牵线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学良合作自传。但意外出在张学良到美国是住在了一位贝夫人家里，那些天张学良与贝夫人出双入对，消息传到台北，赵四飞赴美国，将张学良带回台北。用唐德刚的原话说：“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几，还有什么男女大防之可‘防’呢？”然而赵四已经把罪名加到了唐德刚的头上，等到唐德刚再到台北要见张学良，有人传话给他说，赵四对你深恶痛绝。

　　有谁能想到？《张学良口述历史》本应该是一部恢宏传世的巨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突然截断成为现在这可怜的11盘录音带，成了这样一部充斥残缺记忆的口述史？而即使这样，这样一部残缺的口述史，也已经极大满足了很多人的渴望。

　　再想到当年那篇瞬间失踪的序言，真的不知道，那又是一篇怎样的序言。可是再仔细看，唐先生的这篇序言，落款时间却是2003年农历元旦，这应该是那篇丢失的序言的写作时间，其中缘由似乎无法问起，放到现在，也成了一个小小的谜团。

　　2007年正月，东北下了一场闻名全国的暴雪，这时我已经离开北京又回到沈阳，坐在可以眺望到浑河的工作间里，用了两天，以讲述内容和音质为标准，选出了若干段录音。然后打电话给老尚说，还需要有背景音乐，就用《松花江上》吧。老尚说，最合适不过了，简直就是给这部书准备的。

　　写字间的对面就是辽宁电视台，我过去在这里工作过5年，在专业的录音间里，一边听着《松花江上》，一边听录音师一点点去掉录音里的杂质，在忧伤的歌声里，张学良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地清晰，心里，说不出的味道。

　　当我背着录制完毕的样盘，穿越立交桥下厚厚的积雪，忽然感到，这个持续了将近5年的使命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老尚接到样盘，来个电话，署名怎么办？我说当然是唐德刚了。他说那你呢？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我说我不能上名字，一定要给读者原汁原味的感觉，要不就上策划好了。老尚说，上策划好。

　　老实说，从心里很想写一篇编辑手记放在书里，把这部书的来龙去脉和曲折过程记述下来，至少，可以借此鸣谢当年辛苦纪录的陈吉秀和付娇，思来想去还是打消了念头，任何多余的附加品，都可能会使这部书的珍贵性打折扣，与其如此，宁肯不做。

　　就这样，负责审读的张侃侃也被列入策划，我排在第二位。

　　我跟老尚讲，做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读懂了张学良的那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此时我从沈阳到苏州，再到北京，最后又回到沈阳，刚好3年。3年的周折经历，这一句话就给出了精准的注释。

　　老尚有着鹰一样的眼睛，他说公司的一位编辑发现张学良有句话说得好：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老尚说这句话我要放到腰封上。

　　温暖的南风吹到东北时，坐在工作间里，桌上放着老尚邮寄来的样书，腰封上面，很醒目的就是这句话。如果晚年张学良没有悟出那句虚名误人深，他一定不会知道他的事情只到36岁的。

　　图书上市后，受到的欢迎自在意料当中。我叮嘱老尚说，别忘记邮寄一本给彭仑，他现在99读书人，当年我给过他承诺，要兑现的。老尚说，我也认识他，会寄的。

　　《出版参考》的韩阳了解一点内情，怂恿我给她写篇编辑手记，然而一向富有的激情，怎么也迸发不出来，写好的题目下面，总是一片空白。韩阳锲而不舍的催了半年没有结果后，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顺便记录在此，向她表示感谢和歉意。

　　大约过了一年，远流的编辑游奇惠联系我说，这部书远流现在想出版，希望提供电子版。当初唐太太询问远流的意见，人家大度放行，如今当然没有不帮忙的道理。不过我说电子版不在我手里，在尚红科那，我要先跟他沟通一下。跟老尚一说，很快就发过去了。

　　今年听说这本书在台湾也出来了。

　　围绕这部口述史，与唐先生的交往、全书的出版过程，基本如上。

　　图书出版后，我在电话里告知了唐太太，此后除了叮嘱老尚邮寄样书、稿费，再没有和他们联系。回想起全部的交往过程，就是唐先生的两问郭冠英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见过太多的人，事情一过，就忘记了当初帮助过的人。但是唐先生每次都会想起说，要征询一下郭冠英的意见。

　　时间回到2009年10月29日晚，我跟老尚通电话说，唐先生过世了。老尚说，今天一白天很多人告诉我这消息了。我说晚上我要打个电话过去，老尚说我也要打，我这还有一笔稿费要付给他呢，我们分头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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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了解唐德刚先生藏书捐赠安大经过
                            陆发春

    2009年10月26日，在安徽大学新校区文典阁，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历史学家、安徽大学名誉教授唐德刚先生赠书仪式如仪举行。唐德刚外甥、安徽大学原副校长刘永生教授代表唐德刚先生向安大图书馆捐赠所藏珍贵文史书籍。安徽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黄德宽向刘永生教授颁发了捐赠证书，并高度评价了唐德刚先生的学术造诣、爱国情怀。认为“此次捐赠的藏书，承载着唐德刚先生对安徽大学发展、学术进步的深切期望”。27日晚，刘教授向我详细介绍了举行仪式的情况。因为图书日前才运到安大，大部分图书刚刚解包，希望我能及时去看看，也评估下图书的价值。28日 ，我带着研究生正在检读唐先生馈赠的图书，刘教授电话中告诉我，也就是举行仪式的那一天晚上，唐先生已经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佛利蒙家中去世。知道唐先生赠书原委的几位安大教师事后皆感叹灵异。刘永生教授也对采访的记者感慨道：“似乎冥冥之中他知道自己的最后心愿完成了，于是就飘然而去了。”
      唐德刚先生向安徽大学馈赠珍贵资料已有前例。1990年代初，他把自己收藏的台湾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图像缩微胶片送给安大，这套资料对从事文物考古的师生很有帮助，大陆有收藏的也仅仅二三家单位。记得安徽大学211工程一期建设时，图书馆特别为初评的专家组放映了图像资料。
     唐德刚先生此次成功馈赠图书，与刘永生教授夫妇和海内外不少友人、相关公益团体的奔波帮助、安大图书馆高度重视分不开。早在2002年左右，唐德刚先生有意，刘永生教授见之于舅父身体状况，二位表兄妹长期从事建筑和计算机行业，当时住在新泽西的唐先生图书馈赠友人等时有散失景况，提出图书馈赠安徽大学收藏。但是几千册图书，打包搬运，二位老人非但行动不便，也非薪高财富之家，此事颇费周折。近几年来唐德刚先生患疾在身，今年5月搬到加州儿子处， 搬家之前，将几千册藏书共计124箱，委托退休华裔学者马大任等办理捐赠安徽大学。唐德刚先生早年在立煌安徽学院（安徽大学前身）工作过，1980年代后多次来安大讲学，是那个时代安大学校对外接触不多的海外学者。多年之后凡是安大校园聆听过唐先生讲学的学友，依然把唐先生讲学看作是读书时代值得回味的一景。大约1985年前后，主持安徽大学历史系工作的吴寿祺教授任内，在校行政楼隆重行仪，聘请唐先生为安徽大学名誉教授。后来主持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的沈寂教授礼聘唐德刚先生为《胡适研究》名誉主编等职。
    唐德刚先生著述丰硕，是海内外著名的口述史学大家，也是一位个人特色鲜明的学者。我个人阅读唐氏史传文章的体会：读者在乐不可支的意会中可以笑出声来；在作者悲悯历史人物的叹声中增加人的智慧；在唐氏滔滔不绝的雄辩中见识什么是历史学家的个性。但以我接触唐先生后的感触，唐先生虽然天性诙谐，对后生则闻融敦厚，有君子之风。我所了解唐先生捐书安大经过，那也是君子儒行事方式。
    唐先生馈赠安大的书，大约有四类：期刊主要是他常常发表文章的台湾《传记文学》等；一类是台湾出版或大陆学者友人馈赠个人著述等文史书籍，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的书籍；古籍类主要是二十四史；再一类是英文书籍。这些书籍无疑是一笔值得珍惜的宝贵遗产，遗风余泽，沾馥后人者，天长地久。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胡适研究会《胡适研究通讯》2009年第四期，《社会科学报•大家》栏目2009年12月17日转载，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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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syj.com/hushi/default.asp?id=120 徐超 http://www.hsyj.com/hushi/ fachun66@263.net 2009-10-29T13:27:09+08:00 2009-10-29T13:27:09+08:00

　　唐德刚先生担任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出版的《胡适研究》名誉主编

　　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成立于1993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以胡适为研究对象，立足安徽、面向海内外的开放性的高校学术研究机构。唐德刚先生出任名誉主任，国内胡适研究名家沈寂教授为主任、安徽大学学报主编汤奇学教授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为副主任。国内胡适研究的名家姜义华、耿云志、欧阳哲生、易竹贤、章清、朱文华、胡明、沈卫威、杨国荣、王中江、曹伯言、季维龙、黄艾仁、吴二持等为中心研究员，中心拥有办公场所，收藏有《民国丛书》等一批珍贵图书资料。自成立以来先后举办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已出版《胡适研究》集刊三辑，参与编辑《胡适全集》等书籍。还搜编有1917年以来胡适研究的学术评论资料。扶助校图书馆设立胡适研究专题特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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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syj.com/hushi/default.asp?id=118 徐超 http://www.hsyj.com/hushi/ fachun66@263.net 2009-10-29T13:07:22+08:00 2009-10-29T13:07:22+08:00

　　1958年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老师胡适作“口述历史”时在楼前的合影

　　从1950年开始，哥伦比亚大学有计划地对留寓美国的中国军政要人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包括胡适、李宗仁、蒋廷黻、李汉魂、李璜、左舜生、顾维钧、孔祥熙、陈光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黄郛夫人等人。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East Asia Institute）时，代表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首先与滞留海外的乡贤胡适，进行中国“口述历史”研究访问计划，辅助胡适作英文《胡适口述自传》。其后又有费时七年的《李宗仁回忆录》，并且协助中国外交界几朝元老顾维钧，利用私人所收藏档案、日记等材料，撰成三百万字左右煌煌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唐德刚的散文可读性颇高，如唐德刚先生的史作《晚清七十年》，被称为历史散文的典范。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称曾经称赞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

http://www.hsyj.com/hushi/default.asp?id=117 徐超 http://www.hsyj.com/hushi/ fachun66@263.net 2009-10-29T12:57:22+08:00 2009-10-29T12:57:22+08:00

图为唐德刚先生手撰民国史研究撰写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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